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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一份落款为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发布的《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引发热议。当日上午，天目新闻就此事致电全州县卫健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办公室未下发过这份“告知书”，此事应该是由负责信访工作的相关股室处理，“他们现在也正在开会处理调查，稍后会在人民政府官网上有通报。”（7月5日《天目新闻》客户端） 告知书显示：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信访人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计划生育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时代，出现“社会调剂孩子”的荒唐决策，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现在要说追究责任，恐怕旧账也没办法算了，也算不清。但是，即便“社会调剂孩子”可以既往不咎，那么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那就是“被调剂的孩子”都去哪儿了？眼下，全国各地都在深入开展打拐行动，一些失踪的孩子，被拐的孩子，陆陆续续实现了与亲人的团圆。特殊年代里那些“被调剂的孩子”也该有个说法，最起码要知道他们下落在哪里，是不是还活着，生活好不好。 特殊时代下出现的“社会调剂孩子”是一种现象。南都记者搜索发现，此类情况也曾在四川发生。裁判文书网一份2016年的裁定书显示，原告罗某弟及张某秀曾因类似原因将达州市达川区木子乡人民政府告上法庭。据悉，1990年，原告超生一子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缴纳计划生育罚款，孩子被木子乡人民政府组织政府工作人员抱走，并经历几次“转送”，最终杳无音信。孩子被“调剂”哪儿去了，至今没有给个说法。 就拿引发关注的广西全州县“调剂孩子”事件来说，这不是当地的个例，只是这一个当事人在较真寻找而已。当初全州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了“调剂孩子”的决定。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情况会很多。“按照区、市计生会议的部署”涉及的范围不小，而且单就全州县“当初严峻的计生形势”来看，也会有很多超生家庭遭遇了“被调剂孩子”的处罚。 目前当地的说法是：当时被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或许是真的。但是，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帮助有诉求的“被调剂孩子的超生家庭”找到他们的孩子，最起码要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难度当然存在，可是为“昔日的错误”买单，把历史的伤害降到最低也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被调剂的孩子”，也得知道下落在哪里？不能就这样不清不楚。 |
